每隔几年，“读书无用论”就会冒出来挑战民众的鉴别力，也几乎每一次，人们都会认真地参与讨论。这样的争论，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，恰恰表明，在“读书有无用处”这个问题上，还远没有达成共识。
读书有没有用其实自不待言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这里所说的“用”，具体指向什么？如果单纯从玲玲父亲的角度出发，他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“有用无用”：读书之后，能否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；四年花费8万、少挣8万合计16万元的机会成本能否拿得回来，等等。考虑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，就不难想象玲玲父亲的担忧。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作为一个做小买卖的小商贩，玲玲父亲的视野所及，也应该多是社会底层的民众，而这部分民众经由读书而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显然更加稀缺。在他的身边，“读书——失败”的例子，可能远比“读书——成功”的例子要多得多。这也坚定了玲玲父亲反对女儿上学的用心。
也就是说，社会公众乃至玲玲谈论的“读书有用”，与玲玲父亲坚持的“读书无用”之间，仍有着不近的距离，甚至可以说，二者并非是在讨论同一个话题。玲玲父亲理解的“用处”固然是现实之用，例如投入之后能不能有产出、产出如何等。而玲玲则是希望通过读书，让自己变得“更有修养、更有层次”，“做个有层次的人”，这里所言的“修养”也好、“层次”也罢，与就业并无必然的关系。可以想见，这样的对话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。
因此，若是想真正说服玲玲父亲拿钱出来，供女儿上大学，仅仅开列一些高尚的理由，如提高综合素质，开阔视野，增加修养等等，难以让其信服。因为这些理由与改善家庭生活乃至命运并不一定相关，何况，当今的大学教育是否真能帮助玲玲成为一名有素质有修养的公民，并不乐观。而且，因为在底层谋生的不易，玲玲父亲甚至对城里人所谓的品味多有偏见。比如，他就批评城里人“特别假”。
在读书是否有用上面，还需拿出切实的“成绩单”来，不能一味指责玲玲父亲不解风情。要能够让玲玲这样的父亲也能看到，读书不仅能够陶冶情操，提高品位，也可以让人生活得更美好，知识确实能够改变人的命运。（胡印斌）
